|
我创作第一本连环画的经过
那时候“文革”已经进行到第5个年头，在中学混了3年，连课本都没有翻过。毕业之际，我和我的同学个个豪情满怀，仿佛我们就是毛泽东语录里那一轮八、九点钟的太阳，心高气傲，有一种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”的自信。于是乎，我们贴出了鲜红的决心书，奔向了"大有作为"的广阔天地。
我从小便是个小人书迷，攒了一大箱子的连环画。下乡时，我的挎包里除了“红宝书”外，还有我特地挑选出来的小人书，它们是：贺友直的《山乡巨变》、顾炳鑫的《红岩》、刘继卣的《穷棒子扭转乾坤》和华三川的《白毛女》。房东的儿子也有几本小人书：丁世弼的《红色少年》、王纯信的《接关系》以及张景祥的《洪湖赤卫队》。不久，房东的儿子到二十多里的公社上高中，我便以代他保管的理由“垄断”了这几册连环画，心中的高兴自不必说。
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没事时便临摹手头的连环画。书中生动的人物神态、奇巧的构图都是我临摹的主要对象。几个月下来，竟画满了几个本子，至于水平如何，用我那些知青伙伴的话说：“倒像回事儿”。我很得意，自认为自己天生就有画画的细胞。于是兴趣越来越浓，竟生发出自己编绘连环画的念头来。我从小就偏爱惊险反特故事，正巧文化室的一本《文艺节目选》小册子上刊有个抓特务的小剧本，我发现后如获至宝。于是，我利用农闲时开始了连环画《革命梆声》的编绘。
说起来好笑，当时虽然看连环画不算少，但文字脚本是怎样编出来的，自己却是一点都不晓得，更何况这个小剧本里全是对白和唱词，要把其变为有情节、有动作的叙述性文字，可真把我难住了，可以说是数易其稿，最后连自己也通不过。无奈之际，只好求助于当时在工厂搞宣传工作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来帮忙。
没等哥哥的脚本改出来，性急的我便开始了绘画的准备工作。故事发生地在南方边境的一个山村，环境在我们这里是现成的：村口的大榕树、芭蕉林、丘陵式的山……自己平时的写生资料这回派上了用场；人物造型也不太难，民兵武器找了当时出版不久的上美王仲清等人绘制的《王杰》作参考；使人犯愁的是贯穿全书的主要道具--梆子。后来我想起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“平安无事”老大爷敲的那个东西，便把它移植过来，并把木制改成竹制的--南方盛产竹，而且敲起来声音清脆、明亮。我把画出来的样稿让村里的人看，大家也认为梆子就是这样的。后来正式出版时，编辑也没有对我这个想当然的“发明”提出异议。
脚本终于弄出来了，有80多条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到晚上，我便把白天的劳累忘得一干二净，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一样的想构图。由于连环画是由连续的画面组成，哪一幅用俯视，哪一幅用近景……都得很好地经营。构思画面是创作连环画最花费心血的阶段，就像现在的一位连藏家所说“画家既像电影里的导演，又像摄影师和演员，得把每一幅画面通过环境、道具、人物动作具体表现出来。”其中的艰辛我算是切身体会到了。
由于是利用工余时间创作，这八十多幅画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算完成。往哪个出版社投寄使我犹豫不决。倒是知青伙伴胆子大：“要寄就寄北京！”在他们的怂恿下，我把《革命梆声》的画稿连同文子脚本寄往了北京人美社。一个月左右收到了人美社的回函，是用毛笔写的，字体飘逸，漂亮极了。信中说画稿收到，要我把原著寄他们或告知出处。这使我犯难了，事隔一年多，队里文化室那本《文艺节目》早已和废旧报纸一并处理掉了，哪里还寻得着！那本小册子我只记得是解放军文艺社编的，出版时间好像没有也没有在意。我只好回信告诉了人美社。又约莫过了一周，人美社把画稿退了回来，原因是脚本无法修改好，只好不用了。我不死心，又把稿件寄给了位于省城南宁的广西人民出版社。后来听人说起，广西人民出版社收到稿件后非常重视，认为这是广西知青创作的第一件作品（当时《人民日报》曾报道过江苏出版知青王孟奇、胡博综的连环画），广西当然也不甘落后。于是，出版社分别通知我哥所在的工厂和我所在的公社，要我们到出版社去对《革命梆声》作进一步修改。我们哥俩来到南宁，住进了出版社的招待所。哥哥在文字编辑的指导下，对脚本作了很大的改动，把原来批判“反对军民联防”、“全民皆兵”的故事主题上升为批判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。哥哥晓阳写文章是快手，几天功夫便把脚本修改完毕，并将原来的80幅画面压缩为67幅。社里审查通过后他便先回单位去了。我的画稿几手每幅编辑都用铅笔写上密密麻麻的意见，大到画面构图、小到人物衣服上的钮扣……需改动的地方很多。从中可见编辑的耐心和细致。这里的环境不错，生活条件也很好，我便安下心来，认认真真的修改画稿，有不少画幅干脆推翻重画。在出版社度过了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多月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。当时在这里修改、创作连环画的还有一批来自各地的作者，其中我日后的同事雷德祖便是其中一位，我们就是这时候认识的。他用水粉画的形式为我的处女作--《革命梆声》绘制了一幅精彩的封面，使我感激不尽。
《革命梆声》正式出版时间是1973年6月，初版印数为12万册（1974年再版为25万册），那时候没有稿酬，出版社送给我们100册样书，我们留下几册送亲友外，其余的全部送给了大队文化室。
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。
文：蒋晓东
|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