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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《我要读书》
手头有两个版本的连环画《我要读书》。一册是96年4版，另一册是62年外文本。比照着看有三个不解，说于读者理论理论。
一不解为何要为玉宝爹“摘帽”。外文版玉宝爹关污蔑全顶破毡帽（头帽有洞），而新版却把玉宝爹头上的帽子涂成了头发，匪夷所思。一个身体极为羸弱的病人是最怕风的，稍有生活经验的穷人总是要把头保护起来。笔者在农村住过一段时间，不要说男病人会戴帽子，就是无帽可戴的女病人也会把男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或用“三角巾”把头扎起来。推想作者的用意，恐觉得那顶破毡帽有损玉宝爹的形象吧，其实，为玉宝爹摘帽有损该书的形象呢。还是旧版更贴近生活。
二不解“正画”为何要“反印”。96版有数页把老版的画面反过来印刷。戴不戴帽子，即是基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而把画面反印，笔者就更不得要领了。比如新版的第15幅与旧版的第14幅，新版的第31幅与旧版的第29幅，都是用原来的画面反印。这有多大意义呢？
三不懂为何不让先生围围巾。旧版的周先生前几而都围着一条加长的围巾，而新版却花大力气硬将周先生的围巾从脖颈上解除。我觉着，在日本鬼子侵略时代的1893年，围巾好像还是区别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。从（大学教授（如鲁迅先生）到“五四”青年，到乡村教书先生《青春之歌》上的一些人物），无不以一条围巾系于脖子上表明文人的身份。况且，《我要读书》讲的是年初故事，天气也还很冷嘛，为何不让周先生把围巾围上，再说，故事的后来，天气转明年了，周先生“自己”也把围巾摘了嘛，画家何必开始就夺周先生戴围巾的权利呢？画家也许觉得把周先生围巾摘了，更能说明周先生和农民之间的零距离，是一家人。其实，只要周先生人善心好，一条围巾是改不掉周先生的阶级成份的。
旧版的第65页与新版的第71页，描述的是高学田被逼让玉宝辍学去地主家放猪的情景。新版将原来的高学田爱莫能助、
垂头丧气改为向刚离开的保长怒目相向来表示他的反抗。旧版的第67页新版的第73页也有类似的改动。高学田被改为歪着头、惯恨着剥夺孩子上学的吃人的旧社会，就连原来松散地拿着烟袋的手也被改为紧握着烟袋。我在什么地方读过，说这是画家的神来之笔。我却不以为然。照新版来推，高学田好象不日就会起来造反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。其实，我觉得画他无可奈何。任人宰割更能获得读者的同情。“文革”时期的连环画涉及到旧社会的农民，总是将其描绘成阶级意识浓厚、总能意识到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，其实不是那样，即使有阶级矛盾，有些农民也麻木了，逆来顺受，不到那种杀父夺妻的地步，有些农民是没有这个所谓的阶级意识的。
另外，原书共76页，短小精悍，而新版将其“抻长”增加了许多笔者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，比如第1幅，旧版画的是“早当家”穷孩儿玉宝穿着肥大的衣服在为家拾柴。表明这一段时间玉宝一直是家里的好帮手，第2幅去于志成家喊小伙伴搭伴去拣柴，简洁明快，又前呼后应。新版的第一幅却画了两个上学去的黑影。前后看，周先生办学根本不需在第一页就加以交待。其它如新版的第13页第16页似乎都无多无必要。不知道新版的删增始于何时，我想肯定离“文革”不远。
文：吴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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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藏品交流 |
| ● 我要读书 |
翁开恩 |
8.5品 |
￥25.00 |
成交 |
| ● 我要读书 |
王绪阳,贲庆余 |
8.5品 |
￥20.00 |
成交 |
| ● 我要读书 |
华三川 |
8.5品 |
￥20.00 |
成交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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